11月15日，我国前10个月经济数据公布，消费的宏观数据情况好于预期。今年前10个月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.9%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9.0%，服务消费的增速大幅高于商品零售。
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拉动作用持续发挥，但也不可忽视，经济恢复出现了一些波动。目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最大特点是什么？如何看待经济复苏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阶段性矛盾？随着出口和房地产对稳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弱，未来中国经济还存在哪些新动能？围绕这些问题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。
李迅雷认为，我国经济面临二次转型的契机，出口增速下行、投资增速放缓等情况是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，而一些新经济相关动能带动经济增长越来越明显。我国有能力实现稳增长目标，未来不大会出现强刺激政策，但是能够守住底线。他还提到，二次转型既要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，也应该要做大做强服务业，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重。
《21世纪》:目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最大特点是什么？影响我国经济复苏的关键要素是什么？
李迅雷:从三季度的数据来看，我国经济回稳趋势比较明显。8月份以来，除了出口数据还有待观望，投资、消费数据明显好转，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也有见底回升的迹象，从关键的消费数据看，服务消费表现比较突出。
影响经济复苏的关键要素没有特别突出的，整体比较均匀，但更需要关注的是，现在经济在转型，消费对GDP贡献在增加，新能源汽车高增长及其出口对GDP贡献在增加，一些新经济相关动能带动经济增长越来越明显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国出口增长速度下行并不是经济不好的表现，是经济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。
《21世纪》:结合今年以来的经济运行情况，你如何看待经济复苏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阶段性矛盾，例如部分领域风险有所增大、消费需求有待继续释放等？
李迅雷:矛盾必然是存在的，客观上来看，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投资和出口，这两大动力曾经给中国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对我们近期构成较大压力的主要有两个问题，一是房地产受长周期下行影响，可能会有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下行过程，这个过程对我们当前经济带来的风险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，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潜在风险。
二是，过去我们中国经济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，除了房地产主要靠民间资本来推动，基建投资主要靠地方政府来推动。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在上升，土地财政贡献在下降，也会面临基建投资需求不足的影响。
此外，也不能忽视经济发展面临的长期、结构性问题。中国的消费对GDP贡献比例要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，居民消费这块的比重尤其低。长期来看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居民消费，拉动居民消费又需要有居民收入的增长，中产的占比要提高，这是拉动消费可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。结构性问题短期内很难得到改变，也会对近期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拖累作用。
《21世纪》:你曾提到，中国经济面临二次转型的契机。随着出口和房地产对稳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弱，未来中国经济还存在哪些新动能？
李迅雷:二次转型的难度比一次转型更大了，有几个关键点。第一个，制造业要转型升级，我国要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，现在正在发展例如半导体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产业，让中国制造在全球更有竞争力。
第二个，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占比相对较低，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，制造业的机械化、自动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，用工需求会进一步减少，分离出来的劳动力会转到服务行业。我们应该要做大做强服务业，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重，目前我国的服务业占比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，所以我觉得服务业的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大。
《21世纪》:做大做强服务业具体涉及哪些方面？
李迅雷:进一步说，服务业不仅涉及房地产、消费，生产性服务业需求也很大。例如交通运输、技术研发、法律咨询等需求都很大，服务业发展得好，反过来也会带动制造业发展。例如，服务业领域可能会用到越来越多的机器人，也需要制造业提供相关的产品。
我们也要改变一些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，认为服务业是虚的，制造业是实的，认为中国这两年服务业占比上升过快，制造业占比下降过快，要止住制造业下行趋势。我认为制造业下行是客观的市场规律决定的，目前PPI在往下走，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，做大做强服务业后，经济结构才有可能持续改善。
从10月份的消费数据看，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6.5%，但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7.1%，今年前10个月，服务消费的增速无论是单月还是累计，都大幅高于商品零售。而今年双十一的销售额比去年有所提高，其中与服务消费相关的比较亮眼，如户外消费、旅游消费相关的产品大幅增加，宠物食品、冲锋衣、公路自行车、机票业务等销售额大幅增加。
与此同时，当前低价消费的特点更加明显，说明目前需求相对偏弱，也体现在物价上，10月份的CPI依然为负。因此，要促进消费，还得做大服务业，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难题，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。
《21世纪》:地方债是稳投资的重要引擎，当前不少地方债问题凸显，该如何有效化解地方债问题？
李迅雷:最终还是应该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，降低债务成本。现在地方政府一方面债务压力比较大，另一方面债务成本比较高。债务压力是客观存在的，我们可以做的主要是降低债务成本，减轻地方政府偿债压力。
此前确定增发的万亿国债只是帮地方政府解决一部分支出——防灾减灾救灾支出的钱由中央特别国债来支出，地方政府可以把省下来的财政支出用于其他地方，这样就间接地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。但我觉得万亿国债还是不够，建议中央给地方政府多一些发债融资的额度，让地方政府降低融资成本。
不过，如果现在能够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水平不再进一步上升，已经非常不错了。我们现在面临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，土地财政收入减少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广义财政收入的减少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政府杠杆率的提升应该是刚性的，中国又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阶段，养老及医疗开支会明显增加，更需要用钱，因此合理的目标是稳杠杆，想要政府部门降杠杆的话，这个要求有点高。
《21世纪》:你对接下来的经济形势有怎样的预判，宏观政策预估会有哪些方面的调整？尤其在财政政策方面，基于当前经济运行，稳增长政策后续应当如何加大力度？
李迅雷:财政政策的工具应该还是比较多的，关键是要关注投入产出比。如果要实现增长目标，财政投入多一点，目标应该就能实现。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经济增长目标，把政府杠杆率水平大幅度拉升是否划得来，背后的经济账需要仔细算。
从前三季度的经济表现看，我国有能力实现今年的稳增长目标，同时，要尽可能少花钱，关注投入产出比。因此，我认为未来我们不大会出现强刺激的政策，但是能够守住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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